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榮駕崩，其幼子周恭帝柴宗訓即位。此時的后周正處于“主少國疑”的關鍵時期。960年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，與趙普合謀上演了一出“黃袍加身”的大戲，北宋王朝在這一場鬧劇中粉墨登場。

為了預防武將擅權的戲碼再次上演，宋太祖又策劃了一起“杯酒釋兵權”，至此北宋“文人治國”的政治思想被正式確立。相比較于武將謀國來說，“文人治國”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，有效避免“陳橋驛兵變”的悲劇再次上演。

北宋通過改革，采取了以文立國的國策，實行文人統治。

宋太祖把科舉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，無論寒門士子，還是農桑人家，學而優者，均可以出入廟堂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，地位居于武官之上。軍隊是軍無常帥，帥無常軍。

由于宋代皇帝都能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，大臣和文官也敢于發表意見，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，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前朝都大。

廟堂之上，君臣爭論不已；江湖之中，書生指點江山。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，造成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、文化上有創新、道德上有追求、生活上有保障。這種比較開明的政治為他朝罕有，也為宋朝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證。

但由于文官階層的局限性，很容易出現“黨派之爭”和“君子之奕”。

當時北宋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，幾乎都無法免俗的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其中。文人集團的“朋黨”之爭，從一開始簡單的的改制爭執，到最后開始出現了政見之爭。這其實才是北宋開始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。

“朋黨”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一直存在，當時在北宋年間，同一年考取進士的考生以“同年會”的形式維系同窗之誼。取得功名之后就會入朝做官，并逐漸攢下自己的人脈，隨著官職高升也使得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更加穩固。官員擁有大量的崇拜者和追隨者，使自己在官場上處于不敗之地。

北宋“重文輕武”的治國方略，逐漸使北宋時期的文官權力不斷上升。官員權力越大皇帝越忌憚，所以皇帝就會通過各種手段，來控制官員手中的權利。因此設置了御史臺和“臺諫”。隨著臺諫對官吏作用越來越明顯，官吏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互相吹捧的惡習。

而此時“朋黨”正在悄然醞釀，并成為當時官吏之間相信賴和交往的一種途徑。“朋黨”之間相互傾軋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。從一開始的改革意見不同，到最后的政見之爭，朋黨之禍愈演愈烈。這使當時北宋的政壇開始出現了震蕩的矛頭。

北宋“朋黨”出現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，文官集團為了維護自身“政治利益”。

文臣之間由于思想和言論不同會出現爭執，因此北宋的“朋黨”關系逐漸形成，并成為當時社會具有特殊意義的存在。

縱觀歷史在封建社會中，這種“朋黨”之爭一直存在，而在北宋年間由于畸形的政治形態，使得“朋黨”之爭最為嚴重，并最終影響到國家的發展和延續。